“你们这些小仙女一边嚷着要女男平等，一边又向男的伸手要彩礼、没房没车就不嫁，还真是双标！”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面临的“双标指控”不胜枚举，对于“既要有要”的审判也层出不穷：
争取职场平等却默许约会买单的性别分工；
要求打破“玻璃天花板”却不愿服兵役、下矿井；
要求男性分担家务与育儿，却希望婆妈帮忙带孩子；
批判彩礼物化女性，结婚却房子、车子、票子缺一不可……部分男性甚至为这种看似是“女性占尽好处”的现象取了一个别名——“女权自助餐”，用来批判女性只愿享受权利而不愿承担责任。
然而，女性主义批判的就是定义权利与义务的父权框架本身。
只是，这部分男性所认为的“性别平等”其实是父权框架下的“性别均等”。
他们期待女性主义可以提供一套“完全对称”的解决方案——男人受的罪，你们女人也得受，不然就是在双标。
女性一边批判系统性压迫（如职场歧视、生育责任），一边迫于现实压力而妥协（如选择做全职主妇、接受彩礼）。
在他人眼中可能被解读为“说一套做一套”的双标，但实则反映出：在结构性问题尚未解决的现实下，个体所作出的策略权衡。
上篇《对她的“驯化”：女性的性别特权，不就是皮鞭上抹万花油吗？》，我们了解了所谓女性“性别特权”的虚伪性。
本篇就以一直被视作“女性性别特权”的“彩礼”作为切口，呈现性别平等实践中的复杂肌理。
01 彩礼：压迫符号还是生存策略？
传统与现代的双重面相
彩礼从周代“纳征”礼制演化而来，最初是农耕社会中女性作为“劳动力转移”的经济补偿（从父家转移到夫家），隐含将女性视为“可交易财产”的封建逻辑，其本质是父权制对女性物化的体现。
对于彩礼的传统解读，自然很容易进行批判。
而在当代社会，彩礼则呈现出两种复杂的异化形态：
在现代城市中，彩礼逐渐异化为“婚姻保证金”或阶层攀比符号。
从现实层面看，彩礼成为“资产重组”的一种手段，比如“有房减半彩礼”的隐形规则。
这也折射出现代婚姻市场的资本化倾向。
而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彩礼仍是物化女性的历史逻辑的延续：
对女性生育价值的定价（江西“生男退半”潜规则） 、对女方家庭劳动力的买断（云南山区“彩礼抵弟媳”现象） 、对男性家族地位的确认（福建宗族社会中的“聘金公示制”）。
不仅如此，农村的高价彩礼更是成为“代际剥削”的工具，比如儿子的彩礼需要用嫁女儿男方给的彩礼作为资金填补。现实语境的复杂性
要求“彩礼平等”（彩礼与嫁妆价码相当），也不一定就意味着“公平”。
因为可能会忽略女性在婚姻中的隐性剥削（生育代价、职场歧视）。
倡导“不要彩礼”，也不一定能避免女性被物化。
比如，拒绝彩礼的城市女性面临“倒贴婚姻”的污名化（如被质疑“不配被重视”）。
更为现实的是，在社会保障薄弱（尤其农村地区），女性仍面临“从夫居”导致的原生家庭资源流失（比如农村女性因婚姻失去土地承包权、嫁妆用来贴补婆家用度）。
索要彩礼就成为一种“非自愿”但必须的生存策略了。
当城市女性用“不要彩礼”来彰显自我独立性时，请不要以精英视角审判那些不得不接受彩礼、求得生存的底层女性。
至于男性怎么想、怎么做，也不用在乎。
彩礼与平等的非对立性
在批判彩礼传统意义（物化女性）的基础上，思考彩礼的现代意义与现实功能，或许“要彩礼”与“要平等”也未必真的矛盾。
从现实补偿的角度来看，在现有社会结构下，女性仍承担更多无偿劳动（如家务、育儿）或面临职业发展限制。彩礼可视为对女性未来潜在牺牲的一种经济补偿。
从家庭资源再分配的角度来看，在部分地区，彩礼可能转化为新家庭的启动资金，或通过女方父母返还给小家庭（如嫁妆），从而形成双方家庭对新婚夫妇的支持。
02 “自助餐”指控：污名背后的权力博弈
在公共讨论中，“女权自助餐”常被用作消解女性正当诉求的工具，用个别案例否定系统性歧视（有人挥霍彩礼也不做家务），或是将结构性问题个体化（拜金女贪得无厌）。
彩礼被当成一种“性别红利”，位列男性定义的“女权自助餐”菜单之中。然而，彩礼作为“红利”这一前提本身就不成立。
彩礼之所以成为男性抨击女性吃“女权自助餐”的典型，是因为：
01 彩礼的货币化足够显性，人们很容易看到“钱是男方给的”、“给了多少钱”，却很难看到女性在家庭与婚姻中的隐形劳动、以及来自社会的对已婚女性的发展限制、各种歧视；
与其说彩礼是一种“红利”，不如说是入不敷出的些微补偿。
02 彩礼异化为阶层攀比的符号，彩礼的数额也在侧面反映男性的经济实力，而男性的经济能力又是个人成功的最直接体现，而个人成功又是父权脚本中早就写下的对男性的期望。
男性内化了父权成功学的逻辑，但这同样给许多男性造成巨大的心理和财务压力。
尤其对于那些经济地位下滑（或本就不占优势）的男性，他们若感到女性既要求平等又期待传统供养，便易产生极强的“被剥削”的怨愤情绪。
而对“女权自助餐”的批评往往忽视一个关键事实：
所谓“女性逃避的责任”（如服兵役、从事高危工种），本身就是父权对“性别分工”的强制性定义；
而“女性享受的红利”（如彩礼）只是象征性的补偿。
要求女性“平等承担”这些责任，而未先解构其背后的性别暴力逻辑，实则是用平等口号延续压迫的结构。
当男性指责女性“既要彩礼又要平等”，实则回避了彩礼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养老保障不足，农村女性需要通过彩礼争取未来的生存保障；
家务劳动的价值未被货币化，女性在家庭中的劳动付出被迫无偿化、义务化；
生育带来的身体损伤、职业发展受阻甚至中断，索要彩礼可能是对“母职惩罚”的风险对冲。从现实意义来看，女性收彩礼并不一定是违背性别平等的实践，而是制度缺位下的生存策略，更非单纯的“利己主义”。
女性主义的核心是赋予选择的自由，而非规定女性必须“完美抗争”。
要求女性在父权制未瓦解前就彻底拒绝所有传统实践（如彩礼），本质是新的道德绑架。
“女权自助餐”现象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性别革命尚未完成的现实困境。它既暴露了个体在结构压迫下的局限性，也揭示了平等话语被工具化的风险。
03 谁在制造“自助餐”：个体选择与结构性压迫的矛盾
与其诘问谁吃“自助餐”，不如追究谁在制造“自助餐”。
结构性压迫的反弹
在长期性别不平等的环境中，女性被剥夺的权益形成巨大的历史债务。
当部分女性试图在现存制度框架内争取补偿时，可能不自觉地陷入“机会主义策略”——利用父权社会的既有规则（如“女士优先”、“男性应该买单”）作为谈判筹码。
这种策略本质上是弱势群体在权力不对等下的生存智慧，但也可能被异化为新的“特权”主张。
性别角色的碎片化转型
现代社会正处于传统性别秩序解构的过渡期：
公共领域呼吁打破“男性主导”（如职场平等）；私人领域却保留“女性优势”（如婚恋中男性经济责任）。
这种割裂导致权利主张的“双重标准”，本质是旧秩序未完全瓦解、新秩序未充分建立的阶段性矛盾。
男性与女性都在适应性别角色转变的过程之中，难免存在新旧认知间的摩擦碰撞。
制度缺位的转嫁
丈夫本无义务供养妻子、提供彩礼，妻子也本无义务主力承担育儿及家务劳动。
是社会制度性保障的缺失，让男女被迫通过婚姻达成隐形交易，将社会责任分散到各个小家庭之中，将公共议题消解于两性博弈之中。
当社会无法提供普惠托育、平等就业与养老保障时，家庭就得被迫通过彩礼、房产等私人化等方案抵御风险。性别议题也成为了社会矛盾的替罪羊。
而在系统性压迫无法解决时，个体选择必然呈现矛盾性。
比如，城市白领女性既要求丈夫分担家务，又默许婆婆介入育儿。
比如，日本“平成新女性”既追求事业独立，又陷入“婚活”（结婚活动）焦虑。
再比如，“00后”在社交媒体上既批判“彩礼物化女性”，又要求男方提供婚房。
这些矛盾也恰恰证明，单纯的个人选择是无法替代制度性变革的。
资本与父权的合谋
消费主义将“女性独立”简化为“买买买”的自由，却忽视阶级差异。
底层女性既无资本享受“精致生活”，又因制度缺陷不得不依赖彩礼。
明明是女性群体内部的阶级割裂，却被男性群体曲解为整个女性群体的“既要权利，又要特权”。
04 撕掉标签：从道德批判到制度重建
与其争论“（女性）该不该要彩礼”，不如追问：
如何通过土地确权保障农村女性财产独立？
如何建立普惠育儿体系减轻家庭负担？
如何立法承认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
性别平等的实现，不在于苛责个体在破碎系统中的艰难抉择，而在于重建一个无需通过彩礼来补偿结构性不公的社会基础。
►解构彩礼的物化逻辑
破除彩礼对女性物化的逻辑，彩礼的意义与功能也可以与时俱进。
比如：将彩礼转化为“新婚夫妇创业基金”，重塑其功能；
建立“彩礼痛苦指数”，将婚俗改革纳入地方政府KPI考核。
再比如，江苏2023年试点“彩礼登记制”，超过当地人均收入3倍部分可追回，从而遏制买卖婚姻。
►解绑婚姻与生存
推动社会福利去家庭化（如单身生育保险、非婚同居权益），减少女性对婚姻的经济依赖，使其真正拥有“要或不要彩礼”的自由选择权。
►建立制度性补偿机制
针对历史性剥夺，不能停留于个体层面的“自助餐式”补偿，而需要建立法律和政策进行系统性纠偏：
01 反对针对育龄女性的职业歧视
产假、育儿假强制执行，且不能以怀孕、生育、哺乳为由拒绝女性应聘、上岗、晋升、涨薪等职业活动。
02 男性责任的制度化
强制男性休育儿假、推广“家务工资”等政策，打破“男性挣钱=履行义务”的单一模式，使平等成为可执行的制度而非道德呼吁。
比如，冰岛强制父亲休等量产假，否则取消家庭育儿补贴；日本2022年《促进男性育儿法》要求企业公布男性员工育儿假使用率 。
03 生育责任社会化
提供完善的社会性托管服务，且将生育、抚育子女的劳动“兑换”为实际价值。
比如，挪威的“性别平等养老金积分”，将抚育子女年限按比例折算为退休金；
法国的“生育贡献账户”，国家按生育次数直接向女性账户注资，切断与婚姻的经济绑定。或许大家都知道“如何做”、“怎样做最好”，可现实却是我们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到。
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制度、还是社会文化环境来看，我们都尚未具备上述制度建设的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接受不公平的性别秩序与性别分工、停下脚步、不做改变了。
恰恰相反，只要方向是正确的，就算道路曲折，我们也得马不停蹄地向前奔跑。
所有的变革都会经历阵痛，所有的未来也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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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女性在不公的系统性中做出“纯粹”的选择，就是制造“完美受害者”的逻辑。
无论作何选择，女性都是吃亏的一方。
关于“女权自助餐”争议，其本质是新旧性别秩序交替中的认知摩擦。
这也侧面反映出部分人对女性主义仍存在误解，同时也在警醒女性放弃“机会主义”的幻想，用父权规则是无法对抗父权的。
女性主义的目标不是审判个体是否“吃自助餐”，而是拆解制造饥饿的结构。
真正的平等并非零和博弈，而是打破压迫性结构，让两性都能摆脱传统角色的枷锁，“自由选择”才可能真正实现。
【性别迷思】，下期再见
下期“打直球”，聊一个女权定性话题——真假女权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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