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她”，为什么是第一人称
语言中被消失的女性
记得小时候学习人称代词，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第三人称。因为需要区分男女、得分开记忆和书写，觉得很麻烦。尤其是“他”和“她”这两个汉字长得还非常像，经常容易搞混。
那时的我还不具备成熟的性别意识，身边的男孩女孩对我而言都一样，但我通过语言开始意识到“他”和“她”是不一样的。
现在回想起来，所谓性别意识的萌芽大概就是从学人称代词那时开始的。不过当时的我肯定也想不到那么多。只是现在回看，终于明白当年隐约觉得奇怪、不舒服的原因了。
在中文学习中，老师教我们第三人称单数的用法是：
“他 ”，代表男性，也可泛指所有的人，包括男女老幼；
“她 ”，专指女性、不能用于男性。
而且，在古代没有“她”的用法，直到五四运动时期模仿西方语言中的语法性别才被创造推广。
这让我意识到，女性好像是原本并不存在、后来才被特别地、有意识地标记出来的一类人，而男人则天然的具有更广阔的生命象征，他似乎可以代表或等同于全人类、拥有更大的主体立场和更完整的发展历史。
第三人称复数的学习，才是我小时候最困扰和迷惑的：
“他们 ”，既可指代一群男性，也可指代有男有女的一群人；
“她们 ”，只能指代由女性组成的人群。
为了记住语法，我稍微转化了一下，把两句话变成一句话，也就是“一群人中无论是否有女人、只要有男人就得用“他们”。
在语言学中，这种在不分性别情况下使用的“他”和“他们”，被称为“通用阳性词”。看似是“性别中立”的表达，但在实际使用和理解过程中其实并不通用。由于语言理解和使用的惯性，不加标注和特别说明的话，往往都会被理解为“默认是男性、或男性优先”。女性就在更大的、作为“人”的范畴下被代言、被顶替、被隐身了。
语言是社会文明建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语言、文化和思维是相互连接、彼此影响和相互塑造的。女性不仅在语言中丧失了主体表达，还在社会文明的方方面面都沦为了客体。
男性的历史，记录着女性主体性的丧失
无论是神话传说、历史纪实、影视剧作、新闻媒体、科学艺术还是日常生活，我们都很难找到完全独立的女性叙事。
正如女性的起源被圣经定义为“男人身上的一条肋骨”、女性的存在是为了让男人自我完整、女性的天职就是成为母亲继续创造男性优先的生命，甚至还要通过贬低女性的生理构造来从根源上合理化女性的劣等地位。
近些年有个典型现象：凡是和“大女主”设定沾边的影视剧都能蹭上大波热度，营销价值和话题度都拉满。
且不论这些作品的参差，单就这一现象就足以说明独立的女性叙事多么“稀罕”。而质量下乘、内核混乱的剧作，则空有女性主义的大高帽，内里还是逃不脱老一套的父权视角叙事，难掩厌女情结的恶臭。
再举个生物学上的例子，我们都学过人类诞生于卵子和精子的结合。
最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成千上万颗精子争分夺秒赛跑，通过竞争和基因筛选最终顺利着床、与卵子相结合、孕育新的生命。
如果有配图的话，你可能还会看到被有意缩小的卵子和被放大的精子，因为实际上卵子比精子大了一万倍。
不知道现在的你来听这个故事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呢？
这个过程中，卵子在干嘛？她是不是就缩在那儿一动不动，像是一个被动的容器、毫不费力，等着获胜的那一枚精子进入？
然而事实是，卵子和精子的结合，并没有哪一方比另一方更优越、更强大、更主动，双方的细胞核共同构成了生命的起源。
而且卵子更承担起了提供营养物质、修复损伤的副本DNA的作用，要知道80%的遗传突变都来自父系生殖系统，而成熟的精子无法自行修复损伤，只能依靠卵子进行修复，才不至于传递给后代。
讽刺吧，即使在探究生命起源的生物学、科学领域中也摆脱不了父权第一视角的叙事。
明明这些生命现象本身没有主次高低之分，却为了使男性优越性从基因层面得到证实，被改编为单一视角下的“精子冒险记”。
要是精子和卵子有知，恐怕也想不到会被人贴上“运动员”和“奖杯”的主客体标签。
无论是在哪个领域，女性都在不自觉或不情愿地处于客体的位置。她们要么成为工具、要么成为目的、或是被隐形为区区的女性符号，就是无法成为她自己。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上述描述是不是听着多少有些离谱、而且人造痕迹过于严重呢？
正是这些现在看来荒谬至极的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被不断创造、被男性当权者反复强调、被无数次践行，最终建构起了父权社会的文化根基。
与此同时，为了稳固父权统治，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有关女性主体的叙事或被篡改、或被抹除、或被扭曲、甚至被妖魔化。
比如，在中国神话故事里，西王母、嫦娥和女娲三位创世女神，原本有着独立完整的自我故事，却被后来的父权社会强行配偶化，用万精油的爱情戏码将独自创造和守护生灵的女神降格为嫁与男性的妻子、成为他者。
试想，让你列举50位著名的女性科学家，你第一个想到的会不会是居里夫人呢？剩下49位估计还得绞尽脑汁硬凑半天吧。就连这位大家熟知的女性科学家“居里夫人”，抛开她丈夫的姓氏，其原名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同样的问题，如果性别转化一下，难度系数是不是就小多了呢？
在科学历史中，杰出女性的身影总显得势单力薄。无数女性科学家的卓越贡献与其身份一同湮没在了沉默的年代里，而她们的成果连同光环则被男性同事、导师、领导、丈夫所代领。
科学领域对女性的系统性歧视如此普遍，甚至都有一个专门的命名来描述女性科学家被忽视、边缘化的现象：玛蒂尔达效应。
父权社会就是这样，一面通过不断地塑造和突出男性的主体地位、一面又持续地贬低和剥夺女性的主体地位使其沦为男性附庸，由此来构建一个围绕男性的世界，而女性只是其中的砖瓦。
这是男性攫取权力的历史，也是女性失权的事实。即使如今社会文明已经向前大步迈进，但由历史所构建的社会性别——即男性与女性的不平等从未消失。
“第二性”仍是当代女性的处境
当我们谈到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时，或许都听过波伏娃著作《第二性》里的阐释：
“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被后天塑造成了女人”；
“女性是第二性，是排除在男性以外的‘他者’，权力归于男性，女性仅仅是附庸”。
这两句话结合在一起就很好地解释了女性是如何丧失主体性的：女性是为了实现男性的主体性而被塑造出来的。女性既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平等性，还被剥夺了真实的自我。
这些被用来描述女性处境的言语，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流传依旧显得既荒谬又过分真实。
荒谬于哪怕过了这么长时间、经历了这么多场女性运动、即使在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斗争胜利后，女性所面临的性别不平等的现实依旧顽固存在。
我们或许会看到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席位和发声，在教育、就业、公共福利等现实资源层面也有所改善，这些进步是值得欣喜的，但稍有不慎又将全盘失去失去。
而这些权利本就是女性应得的，我们只是在取得被剥夺和被忽略的、原本就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也许有些男性会说、也许有女性朋友们表示，自己从没有经历过“性别不平等”带来的不公待遇，这只能说她们足够幸运或尚未觉醒。
总有一天，我们将无法回避这个现实：即使在现代，女性的主体地位依旧是缺失的。
父权制的“紧箍咒”：无孔不入的社会规训
女性主体地位的丧失分为两层：一是平等地位的丧失，二是真实自我的丧失。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性别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蒙昧。
父权社会通过规训机制实现了这两个层面对女性主体地位的剥夺、对主体意识的压抑。
*社会规训的存在就是对女性自我的扼杀*
早在出生前，对女性的社会性别规范和期望就已经准备好了，从产道开始全方位包裹着女性的一生。
“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言论从未间断。这些社会性的、来自他人的期望和要求，通过长期反复的训导、惩罚与奖励让女性将其内化，直至变成不会被质疑的理所当然，从而完成对女性的社会“驯化”。
社会规训像是一把刻刀，将女性雕刻成符合社会期望的模样，但那不是真正的她，她真实的自我从未被看见、甚至从未存在过。
*社会规训要求女性顺从、奉献、成就他人，则抑制了女性的主体身份，塑造不平等的性别结构*
社会规训不是大张旗鼓地宣扬某种观念，反而是以更隐蔽、不被觉察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女性。
比如借传统之名，将规训的结果歌颂为美德；或者以爱之名，将规训包装成“为你好”。
作为女生，要乖巧、温柔、体贴、时刻照顾他人感受；作为母亲，她一定是无私奉献、甘愿为孩子牺牲自我；作为妻子，她必须以家庭为重、任劳任怨、全心成为“丈夫背后的女人”。
资本主义制度在女性压迫上叠buff
在工业革命后的现代社会，随着女性作为劳动者角色加入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阶级分化，使女性的处境变得更为复杂和艰难。
女性既要持续承受父权制的深重影响，还得面临资本的剥削和压迫。社会期望也悄然变化，将“既要又要”贯彻到底：
既要求我们继续拥护父权制的规训，老老实实地结婚生子组建家庭，然后继续为家庭、为丈夫、为儿女付出；
又要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参与劳动，成为现代化生产流水线上的勤劳女工。
虽然参与现代化的社会生产活动确实为女性争取权力提供了物质基础，但父权制压迫女性的观念却根深蒂固、难以消解。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是在参与公共劳动的职场，还依旧存在明晃晃的性别歧视、性骚扰、玻璃天花板等不公待遇。
女性为了与男性取得同等经济地位往往会经历更多挫折、付出更多努力、做出更多牺牲。哪怕部分女性最终与男性取得同等经济地位，她们仍会遭到打压、被蔑视、甚至被污名化。
为什么男人们这么紧张、像只受惊的猫一样，看到比自己优秀的女性就龇牙咧嘴、全副武装起来呢？
因为在他们眼中，女性出现在了她们不该出现的地方。男人们已经习惯女人们在家庭中、在厨房中、在家务劳动中消耗自己的身影，习惯于理所当然地享受女人的奉献和隐忍，而自己可以踩在别人的身上丝滑前行。
然而，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承认，现代化生产方式带来的改变是不可阻挡的，客观上确实是有利于缩小甚至消除性别不平等。
但由于父权社会、父权制过于顽固和持久，作为既得利益的一群人仍想在现代维护自身的优越地位，才想尽一切办法对女性展开全方位的歧视、打压、抹除。
家庭对女性平衡育儿和工作的双重期待、职场中对女性的潜规则、遍及社会的性压抑与性暴力、弥漫在整个生活空间中的年龄焦虑、身材焦虑、婚恋焦虑、母职焦虑等等。
这些都是父权叠加资本给现代女性强加的裹脚布，阻碍我们主体身份的实现，阻碍我们独立、自主地活。
话到这里，说的都是社会层面女性主体地位的丧失。这是女性在思考个体处境的底色和背景，是结构性、根源性性别不平等的现实，不能被忽视。
而从个体经验层面来看，现代女性也正面临着各种具体的身份困境，也在经历自我觉醒的重要蜕变。
02 为了“她”，成为同路人
在人生课题面前，自我将无法回避
今天的你我可能正在面临一系列人生的变化和选择：毕业、就业、恋爱、结婚、生育、养老等等。
这些陌生的人生课题，如海浪般一波接着一波向我们涌来，外界赋予的身份也在某个阶段疯狂叠加。
对于女性而言，30岁的恐怖叙事更是没完没了，社会时钟在耳边尖声倒数，留给我们重新反思自我、探索定制化人生之路的时间还被无限压缩。
这些所谓的“人生大事”，是100%关乎自我的抉择，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参考答案，也不可能一拍脑门儿抄别人的人生作业。
失控感和迷失感开始不断冲击着自我，我们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思考和回应那个长期被压抑、被忽视、被回避的真实的自我。
不同于男性，他们从出生就具备“优越”的社会性别及其带来的资源，他们被要求和期望走上一条更困难但正确的道路，充分实现自我的价值。
与之相对，女性的性别意识和自我意识并未在个体成长中得到自然发展，而是被不断忽视和抑制的。她们被诱惑舍弃自我、被教导依附伴侣、被期望成就他人。女性从未学习到如何成为自己、如何成就自己。
正因如此，在面对自己作为主体的人生选择时，真实自我与社会构建出的自我之间会发生猛烈的冲突，这使得我们越发迷茫。
为了弄明白真实的自己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必须有意识地与过去被动塑造的自我做切割，由自己夺回刻刀，凭自己的意志与想象，一道一道重塑一具新的自我。这也注定了女性的觉醒之路更加艰难，内心也会越发挣扎。
当“女性”成为一种处境，就该适时醒来了
觉醒不是一瞬间的顿悟，也不是最终极的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冲击陈旧束缚、建立自我新世界的过程。
这个过程并不会像开挂爽剧一样让人体验畅快。与之相反，它是一场需要谨慎布局、小心筹谋的持久战，还得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既漫长又痛苦。
“她被长期戴上镣铐，请别怪她不会奔跑”。无论女性的觉醒历程如何、作何人生选择，请相信她已经用尽全力，不要批判或责怪她做得不够。
毕竟我们将自己仅此一次的人生作为筹码，与这个父权文化深重的社会规则相抗衡，本就是一场不知输赢的豪赌。只要她没有自戳双眼、继续装睡，只要她有想要逃离和改变的欲望，她就是值得被信任和支持的。
或许我们足够坚韧、勇敢和幸运，最终可以夺回主体身份、过上自己亲手打造的生活；
或许我们在漫长的痛苦和纠结后依旧选择一种妥协的生存方式，将它变成工具、用来创造通往自我的蜿蜒小径；
又或许我们内心虽然足够强大，但现实资源却非常贫瘠，追求自我的斗争被迫熄火，但我们眼神仍清澈明亮，看得清脚下、想得到未来。
一旦开启对自我的思考，女性的性别视角也会被同步激活。我们开始重新认识诸如职场、恋爱、婚姻、家庭中具体的女性处境。
尽管我们处于前所未有的迷茫、矛盾和不安中，但我们至此才终于开始为自己而活。我们开始质疑、愤怒、抗拒和反思：
工作对女性意味着什么？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我必须参加男领导的酒局、忍受无休止的骚扰吗？为什么我都这么努力了，但晋升名单里只有男同事？
恋爱必须为了结婚吗？它就不能只是一场场爱的体验？婚姻到底是爱情的坟墓还是女性自我的坟墓？生育是女性的必选项吗？如果不生孩子，女性还有哪些活法？
按部就班的人生到底是安全稳定的保障，还是缺乏想象的NPC设定？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生存之路？
这些直面自我的发问，让日益沉寂的内心开始疯狂颤动，那些来自社会和家庭的规训变得不再稳固、开始出现裂痕，裂痕中生出一株野草，那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萌芽、是自由在此扎下了根。
我看到自己和身边的女性好友们正在觉醒路上，我知道在远方有更多的女性伙伴和我们一样。
我们都在女性的各种角色里挣扎求索，对女性的现实处境有深切的共鸣，对作为女性的自我充满了好奇和追问。
我们相信能够通过女性的纽带成为彼此的力量。
03 用第一人称“她”书写自我
夺回女性主体身份，实现自我觉醒
女性要想夺回主体地位，必须得实现性别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双重觉醒。
前者是要意识到我们仍处于性别差序结构之中，在社会性别层面上还未获得真正的平等。后者是要抛开社会和他人的期望，专注自我，探索自己的欲望和价值，打造女性自己的生命空间。
为此，我们需要关注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因为我们既是由个人经验所塑造的，也是由社会历史所塑造的。
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的自我认知是被塑造出来的不完整的假象。
人们对自我的认知都一定程度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而这种主流文化又是以男性中心、父权制为基础所构建的，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处于不平等地位、是被压迫和压抑的一方。
由此，女性对自我的认知也不完全真实、是受到蒙蔽和掩饰的。我们需要多一层思考和警醒，区分哪些是我真的想要的、哪些是我以为自己想要的（实际是在实现他人期待）。
另一方面，个体经验千差万别，由此所塑造的自我也形态各异，每个人所面临的具体困境也不尽相同。
我们并不是要通过他人范本来找到自己人生的标准答案。说实话，就算我们做再多的思考和探讨，也不可能得出一个绝对真理、一个可以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或一条平坦清晰的人生捷径，至少人生的课题永远不存在唯一解和最优解。我们正是因为有着独一无二的生命经验才成为了我们自己。
在这里，我们分享经验，不为借鉴、不为评判，仅为欣赏另一种人生可能。
女性觉醒，狭隘来说，就是可以轻易识别“欲他人之欲”的骗局，拥有主体视角、清晰地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并自然地捍卫自我。
当再被他人有意无意说教、冒犯时，可以意识到这是对自我主体的侵犯并有力回击，而不是唯唯诺诺、微笑附和，装作无事发生。
广义来说，女性觉醒就是为自己争夺创造舒适、安全、值得期待的生存空间，拒绝千篇一律的人生脚本，依靠自主的力量探索专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
“娜拉走后”是觉醒女性共同面对的困局
谈到女性觉醒，文学作品中有个经典人物，提到她的名字就让人联想到觉醒的女性、挣扎的女性。那就是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女主娜拉。
“娜拉的出走”也被视作女性挣脱父权控制、自我意识觉醒、追逐自己人生的象征。
然而，故事的结局到女主出走就戛然而止，娜拉出走之后的人生如何、她如何面对玩偶之家外面的世界、她最终是否获得了自由？作者无意继续书写，只是给娜拉的故事留下了一个充满未知的开放式结局，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当时的女性读完这篇小说，都觉得易卜生是在写女性自由、女性解放、给人们以新的启发。但就像作者自己所说“我写那篇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诗是浪漫而充满希望的，但现实远比诗更加曲折、复杂、难以想象。
1923年底，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进行了一场名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这场演讲基于残酷的时代背景，给娜拉出走后的人生提供了一种想象：
女性独立的前提是经济独立，但因为社会不能为女性提供平等的经济权，娜拉即使出走，最终“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
梦醒了不可怕，可怕的是醒了之后无路可走。
当然，距离鲁迅的演讲已过去百年，尽管我们依旧未能摆脱性别不平等的枷锁，但女性面临的处境也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除了“堕落、回来”，当代觉醒的女性也拥有了更多选择。
然而困惑、困境与觉醒是同步发生的，我们如今也在活出自我的过程中四处碰壁、跌跌撞撞。觉醒不是终点，而是生命的一场全新开局。觉醒后的我们还有更长、更艰难的路要走。
我们谈论女性觉醒时，眼光不应仅局限于实验室环境般、形而上的思想、哲学、主义，还得回归到实际的、具体的个体生存环境。在性别意识渗透的经济政治、艺术文化、社会生活、心理生理等方方面面，去解构女性身处的各种现实困境，追根溯源、挖掘最本质的矛盾，找到切实的、哪怕只是暂时、个体性的解决方案。
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之中，在理论无法生效的生活场景中，在“道理我都懂，可又有什么用 ”的矛盾中，我们又该怎么具体地生活和选择呢？
这也是「第一人称她」未来想要持续探讨和书写的方向：
结合社会性别议题与个体实践，聚焦实际的生活场景和具体的女性身份困境，并希望以此创建一个基于女性主体视角的表达空间。
在这里，我们会分享女性自我探索与觉醒的故事，共同面对当前的人生困境、探索在当代作为主体的生存方式。
“她”的故事未完待续，“她”世界的真相虽残酷却也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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